你们反对我去南非的理由，正好是我想去的理由

　　“前段时间想办法搞了一辆二手的皮卡，我就带着我的帐篷、睡袋、吃的喝的，还有一堆书和几瓶红酒，一个人开车到山里去玩了五天。”肖阗撑开手掌，比划了一个“五”的手势。

　　如果眼前这个白白嫩嫩、有点婴儿肥的男生不开腔，你绝对想不到他在南非已经待了六年了，而且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但肖阗是个不折不扣的“话痨”，讲起故事来有腔有调，所以我有幸窥得他那多彩人生中的一隅。

　　刚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建筑管理系读完大三的肖阗，身上已经挂了一溜儿头衔。南非西开普省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开普敦大学亚洲学生会主席、开普敦大学建筑管理系学生会副主席、华助中心副秘书长……他掰着手指，自己都有些数不过来。除此之外，他还自己创立了一家建筑公司。

营员们参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孙一秋/摄

　　肖阗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五点准时出现在健身房，做器械运动或者下水游泳。七点到学校自习看书，尽管课业从中午十一二点才开始。下午三四点结束课程，肖阗需要前往各学生会主持会议，参加社团活动。下午六点回到家，他要给自己做饭。晚上，酷爱红酒的他，喜欢一边自斟自酌，一边读几页闲书。最后，他要处理公司事务，十一点准时上床入睡。周一到周五的生活富有规律和节奏，周末的肖阗则更喜欢“放飞自我”，冲浪、潜水、划艇、骑行、高尔夫、篮球、足球、板球、摄影、旅游等，能尝试的他挨个儿玩遍。

　　这样的作息安排，听起来像极了某个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但就在六年前，肖阗还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现在认识我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出国前的我有多内向胆小，甚至有些懦弱。我几乎都没怎么走出过兰州市。”高考失利的肖阗，终于受不了整天浑浑噩噩的自己了，他决定出国再读一次高中，再考一次大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把开启新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南非。

　　“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我爸都反对我这个主意。他们说南非又远又乱，没有熟人在身边，你一个人怎么活。只有我妈支持了我的决定。”一直乐呵呵的肖阗不笑了，忆起往事，他嘴角的线条平直而坚毅，“其实我想说，你们反对我去南非的理由，正好是我想去的理由。一个地方，大家都去了有什么意思呢？大家都不去，我才想去。”

　　“因为南非又远又乱，形势复杂，所以没有多少华人。我就想把自己扔出去看看呗，说不定能有些改变呢。”被妈妈“打包发上飞机”的肖阗，像一颗被风吹落的野草籽，在南非广袤的土地上，顽强地生根发芽。

　　刚到南非没多久，他就收到一份“别开生面”的“欢迎礼”。“在地下通道正走得好好的，忽然一个枪管顶在我脑袋上。一个南非当地的黑人问我要钱要手机。”时隔多年，再想起那场午后的持枪抢劫，肖阗的心里还是“蒙蒙的”。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肖阗并没有被这场意外吓倒，他对自己说：“只要人还活着就没事。”

　　重读高二，为了提高英语水平，补贴生活费，肖阗做了人生里的第一份兼职——在一家华人按摩店做前台。南非的高中下午两点就放学了，于是从两点到晚上十一点，他都泡在按摩店里。从听不懂客户在说什么，到从容不迫地处理客户的投诉，老练地调解当地人和华人的矛盾，肖阗吃了很多苦头，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一年时间不到，他一路做到了总店经理，包揽了招聘、采购、财务报账等一系列工作。“从前我什么都不会，但把人逼到那地步上，不会也得会了。”

　　尝到了甜头，积累了底气，肖阗又把其他五花八门的工作都尝试了遍：导游、司机、饭馆服务员、餐厅经理……他也做翻译，做到最顶尖的时候，甚至给南非前总统做过翻译工作。

　　“只要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你就不得不让自己多见一点，多听一点，多做一点。发现的越多，自己的层次就越高。从前我可能只觉得南非的自然环境很美，慢慢地对南非的人文环境、南非的就业环境也有了透彻的了解。”在南非摸爬滚打了一番，肖阗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创业的契机：有很多华人想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却苦于没有联系建筑公司的渠道。几经准备，他筹备建立了一家针对华人顾客的建筑公司。谁也没想到，在鱼龙混杂的南非，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在短短几年内，就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个去经历、去体验的过程。我不在乎我最后能取得多厉害的成就、多高的地位，我只在乎，活在世上，我走了这么一遭。”肖阗说。

想为体育行业赢得应有的尊重

　　陈怡博的第一次发言提问让所有的人猝不及防。那是在8月3日下午参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负责人正在介绍一项实习项目“不限专业背景”，这个身高187cm,一直不吭声的小伙子忽然举手提问：“那我是学体育的，能申请这个项目吗？”大家都乐了。当负责人幽默地给出肯定答复后，陈怡博紧绷着的脸终于舒展开来，嘴角牵起笑意。

　　来自白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的陈怡博，和身边的每一名营员一样，穿着笔挺的藏蓝色西装，锃亮的黑皮鞋，洁白的衬衫一路扣到最顶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但他一路而来心里都在犯嘀咕：“身边都是各国知名大学来的学霸，不是文科就是理工科的，我说我是学体育的，他们会不会看不起我？”

　　其实陈怡博自己何尝不是一名“学霸”，运动生理学专业的他，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博士，在运动生物力学、体育生理学、体育经济、体育心理学、体育解剖学等领域都颇有研究。他却觉得，生活里，他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准确地说，体育这个行业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每次我和别人提起我的专业，别人都用一种看戏子的眼神看着我。”陈怡博向我倒出了满肚子的心酸，“大部分人至今还觉得学体育就是个跑跑步，出出汗的体力活儿。他们根本不了解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体育，它是一个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宏大领域。”说到这儿，他那两条浓重的粗眉紧紧地拧了起来，但很快就展开了，“这次活动里，遇到了一帮理解我、包容我的小伙伴，实在很开心。”

　　一天奔波后回到宾馆，脱下西装，陈怡博换上了宽松的篮球背心和篮球短裤。他指着球衣背后一个硕大的“24”告诉我：“这是科比的球衣号码。嘿嘿，他是我的偶像。”

　　“我七岁就开始打篮球了。”也许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身高优势，陈怡博自小就和体育结缘，后来成为一名体育特长生，一路打球打进大学的门槛。

　　“那时候，打球时的激情和热血让我特别着迷，我想一直这样打下去。但是有一天，我的膝盖受了重伤，坐在篮球场旁不知所措。”回忆起年少青涩的自己，陈怡博眼里带笑，“我第一次开始想问题，一个运动员如果受伤了，或者上了年纪体力不支了，就要被迫离开体育行业了吗？我不能接受。”这一次受伤的经历让陈怡博的一腔热血平复下来，他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将眼界从狭小的篮球场扩展开去，审视起整个体育行业的发展前途。

　　这是陈怡博从坚持学习打篮球到决定学习体育理论的转折点。从此他渐渐从球场上退下来，退到课堂和理论里来。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体育不仅是竞技带来的瞬间快感，而是科学，是人类历史中延伸的文明。后来，他继续攻读硕士，硕士毕业后远赴白俄罗斯攻读博士，“现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体育，但我们的体育行业还不成熟，人才资源不足。运动装备、体育设施、青少年体育培养这些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博士毕业之后，我一定要回来，把体育做到底。”这个笑起来憨憨的大块头男孩，流露出倔强而坚定的目光。

用阿拉伯语搭建民族沟通的桥梁

　　“你们放心，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一切都平安。”2007年年初，身在埃及开罗的摆克成终于联系上了远在中国甘肃的父母。2006年12月21日就抵达开罗的他，因为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直到半个月后，才给家里报上平安。

　　“在埃及，打电话是一件奢侈的事。给家里打一分钟的电话需要八埃镑，当时折合成人民币要十块多。所以我都不怎么打电话，有时候给家里写写信。”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阿拉伯语文学院读本科的日子里，摆克成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苦，但是他每一天都很快乐，因为“每一天都多学了一点阿拉伯语”。

　　谈及学习阿拉伯语的初衷，摆克成直言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二十岁的时候，我也许就想去学习一种语言，学习一种技能，来养活自己。”二十五岁的时候，摆克成本科毕业，继续在爱资哈尔大学读研，他发现“很多东西不仅停留在语言这个表面，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去了解更多的国别区域文化研究。”在继续学习的过程中，摆克成意识到最开始的想法“太狭隘了”，“我不仅要为自己，或者本民族做一些事情，而是通过自己的力量，为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友好民族做些事情，那是更伟大的。近几年我们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甚密，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语言沟通。我想通过学习阿拉伯语，为我国和阿拉伯国家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阿拉伯人来了解中国，让更多中国人了解阿拉伯世界。”他说。

　　在十年多的求学生涯里，摆克成渐渐地被埃及淳朴的民风所感染，对这个民族充满好感。他对多年前的一件小事至今难以忘怀。“那是我刚到埃及，不熟悉路况，走在大街上不知道怎么回学校。有一个好心的埃及人，他本身要去的方向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但他一直坚持把我送到学校，再自己折返。”

　　很多人不能理解摆克成为什么能在埃及一待就是十年，在他们眼里，埃及是一个欠发达的、落后的国家，远远没有欧美发达国家具有吸引力。而摆克成却认为，埃及的欠发达是暂时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保留了传统文化里的优良品质，且受到宗教信仰和社会公德的影响，埃及的公民素质非常高。他常常被埃及的一些细微处所打动：老爷爷老太太过马路总有人主动搀扶，所有的车辆不约而同地停下耐心等待。坐地铁有两节车厢专供女性乘坐，公交车上每一个男性都会主动给女性让座……

　　2011年，埃及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立了,摆克成主动加入，并负责学联会刊《埃旅学人》杂志的编辑。但在海外特殊的环境下，学联的作用更加丰富和复杂化，它还要承担起保证中国学子的安危，为学生争取权益等特殊职能。

　　摆克成已经记不清帮助了多少身在埃及的中国学生了，很多人他甚至“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埃及被车撞了，摆克成将伤者送进医院，陪了一夜，抱进抱出地做检查，折腾到第二天凌晨，确认无事后，摆克成将她送上回家的航班。还有一次，有几名学生误在埃及敏感地区拍照留念，被警方逮捕。摆克成一边给监狱里的学生送衣送饭，一边协同使馆领事部相关负责人与警方交涉，争取尽早释放。最终，涉事学生被遣返回国。

　　为了保证更多留埃学子的安全，摆克成联合学联其他的成员一起，编写了一本囊括学习、生活、安全、住房、交通等方面的《留学指南手册》，并和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将手册翻译成维吾尔语。“这本手册能给初到埃及的学生提供一些参考信息、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投入到学习中，适应和融入埃及的学习生活，不会像以前一样遇到问题束手无策。”摆克成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2014年，摆克成转入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继续读研，同时，他坚持在中文系做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教埃及的学生学中文，并每年举办中国文化日、汉语角等文化活动，为埃及学生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为了增加民族间的交流，摆克成不仅为阿拉伯学生和中国留学生创造对话平台，还促进来自台湾、西藏、撒拉族、保安族、新疆维吾尔族等多民族、多地区的留学生共融共处。“只要有需要合作的活动，我就会特意安排不同民族的同学在一个小组，而不是按民族和地区分组，这样能有效地避免民族间的隔阂。”摆克成解释道。

　　因为学习和工作的繁忙，摆克成留给同在埃及的妻子和孩子的时间，就显得尤其珍贵，“一周七天只有周五在家”。他形容自己的时间分布：“如果我的时间分成十份，那么三份在学联，三份在学校，三份在外面，给家里只留了一份。”

　　这段时间，他在网上收到了曾经的同事的留言，“虽然我们两三年没见面了，但是你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看着呢。”那一刻，摆克成的眼眶一酸，他觉得自己“值了”。

要一遍遍地回到起点，想想自己为什么出发

　　来自柏林自由大学化学系的王翠，短发，爱笑，爱穿各式各样的吊带衫。她的左肩后侧有一枚小小的文身，一穿吊带衫就会露出来。“这是多巴胺的化学式，在德语里，多巴胺的意思是幸福的荷尔蒙。”每当有人问起，王翠总是笑着解释。

　　多巴胺是一种传递兴奋和开心的神经传导物质，在“海外学子华夏行”的团队里，活泼开朗、幽默可爱的王翠就是大家“传递开心”的“多巴胺”。但很少有人知道，王翠去文这枚“多巴胺”的初衷，是为了提醒自己，人活一辈子，要去追求快乐和幸福。

　　“本科毕业之后去柏林。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一个月之内搬了两次家，一个人搬，就把腰给累伤了。在课堂上不能坐着超过十分钟，不然腰就开始疼。”那段孤独的日子，王翠只能一个人扛，“特别难过的时候，也咬着牙不和家里说，身边也没有朋友，什么苦都自己咽。”

　　她是坚强的，而且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2012年7月本科入学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和语言培训的原因，王翠延缓半年才开始课程。最终，四个学期的课程她仅用了三个半学期就完成了，比同届的中国学生还提前半年毕业。今年开始，她在德国联邦物质研究与测试中心做硕士毕业设计。规定的期限是六个月，而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延期至七到八个月才能完成。“我提前一个月交了论文。我的导师非常诧异，但他看了我的成果后，给了我满分。”王翠说。

　　在“海外学子华夏行”的团队里，王翠遇到了性格同样爽朗直率的彭丁兰。十四岁就前往加拿大求学，天不怕地不怕的丁兰，却害怕一件小事。她害怕拧开矿泉水的瓶盖。这个心理阴影同样来自一次搬家的经历，“十五岁的时候，我在加拿大一个人搬家。搬一个窗式空调，空调后面的透风网是一根根金属细密地排列着，就像上百个向外的刀刃。那时候太小了，空调又太重了，手一滑，那些刀刃就从手指上割过去。太锋利了，以至于我还没感觉到，就已经掀翻了皮肉。矿泉水瓶盖上细细的竖条纹就像当时的透风网一样，我至今不敢把手再放上去。”到了夜晚，彭丁兰容易做噩梦，同房间的张希西每被惊醒，就过来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来自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黄文礼说：“有些往事不敢想，但想起时，都会疼到心底最深处。”

　　也许是因为共同经历过漂泊在外的不易，经历过深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经历过游子思乡之痛，这些在十六个国家留学的二十四个人，才会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起来，“仿佛像认识了多年的老友，或者是亲人。”

　　彭丁兰说：“一个人的时候都坚强，一群人的时候都柔软。”于是这群人，在大巴车上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唱祖国》《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声忘情，似乎将紧压已久的东西宣泄而出。在餐厅的大堂里，大家一起列队，严肃而恭敬地合唱了国歌。刚唱了开头的几句，许多人的声音都哽咽了，泪水夺眶而出。在最后分别的那一晚，所有人都聚在宾馆的天台上聊天。晚风吹乱了头发，吹红了眼眶，没有一个人舍得提前离开。每个人都紧紧地与同伴相拥，哭了又笑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经过这个动情的夜晚，他们就要收拾起感性的一面，飞回留学所在国，甚至还来不及倒时差，就将投入到学习工作中。终于有一部分人睁不开眼睛，困得睡着了。还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他们在天台上待到黎明，最后结伴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升旗仪式。

　　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五星红旗升起的一刻，我泪流满面。”

　　在日本大坂大学学习语言学的张希西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选择。”最初，她选择文科，选择日本，她的父母很不同意，最后，他的父亲对她说：“你要记住今天，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所以即使再痛苦、再难过，我总会想起爸爸的这句话。路途再遥远，我们总要一遍遍地回到起点，想想当初为什么出发。”她说。（作者：孙一秋　责编：吴蕴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