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刑事起诉的银行机构，不是那些制造危机的始作俑者，居然是一家华人开办的、全美排名2000之外的小银行，且罪名多达184项。华人家庭耗资千万美元抗诉五年多，最终完胜。案子是打赢了，人们心里却都深深印上了一个个更大的问号：谁真正该为那场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负责？美式法律体系，保护的到底是谁的利益？

　　遭到起诉

　　成立于1984年的国宝银行是一家家族社区银行，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一栋不起眼的六层楼，夹在一家大药房与中医保健中心之间。国宝银行总部雇员大约60人，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唐人街的亚裔居民，为他们提供房贷、存款以及保险箱服务等。

　　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署则是监管曼哈顿地区的司法机构，专业律师就有100多名。凡是曼哈顿地区的银行及金融机构违规受罚，地检署都能分得一杯羹。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国巴黎银行2014年因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被罚89亿美元，其中4.49亿美元进了纽约曼哈顿地检署。

　　2012年5月31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塞勒斯·万斯在纽约刑事法院对国宝银行和该银行两位高管及10名雇员提出起诉，控告其涉嫌进行文件造假、房贷欺诈、串谋等184项罪名。但比这一起诉更加令人震惊的，则是那天国宝银行的11名华人员工被铁链锁成一串，带进纽约刑事法院，就像“一群牲口被赶到拍卖场”。其中3位员工早已被保释，又被专门叫回去，加入“锁链队伍”。这一歧视性羞辱场景被许多媒体跟拍直播，图片还登上了《纽约时报》。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荒唐的场面！”从业25年的律师山姆·塔金说。

　　“从电影中你可以看到，前面拉着链条的两人是地检署的，他们胸口戴着徽章。”好莱坞知名导演史蒂夫·詹姆斯对本报记者说。他把国宝银行的遭遇拍成了纪录片《国宝银行 小可入狱》，并获得第九十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詹姆斯说，检方还让华盛顿来的房贷问题调查员出现在镜头中，这就是为了把国宝银行和次贷危机联系起来。

　　次贷危机爆发后，许多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广受指责，而2011年9月开始席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在全美形成了反华尔街风潮。在此背景下，全美排名2000之外的国宝银行被起诉，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唯一被美国政府提起刑事诉讼的银行。

　　被迫应诉

　　83岁的孙启诚，国宝银行创始人兼董事长，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

　　走进国宝银行4楼孙启诚的办公室，书架上一块“生活多美好”的牌子赫然入目，那是上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生活多美好》的一个标识。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孙启诚始终以一种平和、乐观的心态讲述往事，让人感觉生活总是那么美好，几乎感受不到他历经一场惊心动魄官司的心力交瘁与艰难煎熬……

　　这场官司源于2009年12月。一位到银行办理房屋交割手续的客户无意间发现国宝银行的一名员工侵吞他的购房支票，导致房屋交割无法完成。孙启诚的二女儿、国宝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孙仪文经过核实后，迅速将该名违规员工开除，同时聘请了外部调查机构前来审核，又处理了另外两位违规员工，并于2010年1月15日向联邦银行监管机构报告。该客户后来到警察局报案，纽约曼哈顿地检署接手此案后开始调查。

　　如果大型银行遇到类似问题，一般如何解决？一是延迟起诉，照协议来改进，但要罚款；二是不起诉，不作刑事案件，也要罚款。大银行是全球性的，对其的处理可能影响美国甚至全球金融界，即所谓“大到不能倒”。比如，汇丰银行与渣打银行2014年承认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决议，就是通过延迟起诉程序，向纽约曼哈顿地检署交纳了3.55亿美元罚款。

　　但孙仪文和国宝银行董事、孙家大女儿孙仪芬对本报记者介绍，检方当时只给了国宝银行两个选择：要么承认犯了重罪，罚款600万美元，检方不作起诉；要么面临起诉和审判。

　　孙家的底线是，绝不承认犯重罪，因为这不是事实。更何况银行靠的是信誉，没有一家银行在承认犯了重罪后还能继续生存。如果面临起诉，选择应诉的话，还有扳回的可能。孙家当即达成共识，决定应诉。

　　勇气与信心

　　国宝银行的选择让检方始料未及。更让检方意想不到的是，国宝银行虽遭起诉，但并未发生因挤兑而倒闭的情况。

　　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孙启诚一家有勇气应诉。他们坚信国宝银行无罪，因为在2009年发现员工犯规后即“清理门户”，作了合规处置。况且那时国宝银行发放的贷款，其违约率只有0.5%，远低于全美6%的平均水平。

　　孙启诚和他的孩子们拥有深厚的法律背景。16岁移民美国的孙启诚是律师出身，四个女儿除了三女儿孙仪珍学医外，其余三个都是法学院毕业，大女儿孙仪芬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二女儿孙仪文在沃顿商学院拿到工商管理硕士（MBA）之后接了父亲的班，小女儿孙仪琳则在纽约曼哈顿地检署工作了7年。地检署起诉国宝银行后，她愤然辞职，加入家族应诉团队。

　　国宝银行在社区享有良好信誉。成立30多年来，国宝银行的宗旨是服务社区。孙启诚从落脚美国开始便与唐人街息息相关。在上海出生、在重庆生活，孙启诚会说上海话、四川话、广东话和普通话，又在美国的大学拿到法律博士，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为律师，他为唐人街的许多华人完成了合法移民手续，并帮助社区建立学校，成立赔付中心等。他几十年在社区服务，得到许多人的尊重与敬佩。

　　孙启诚说，银行作为一个信用机构，一旦失去信用就无法再生存。五大会计公司之一安达信的倒台、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被起诉后倒闭均是典型案例。

　　其实，国宝银行也曾经历挤兑风波。2003年，因为一个员工卷款1350万美元潜逃，国宝银行遭遇挤兑风潮，两天之内被提了4500万美元现金。

　　孙启诚与夫人立即赶回纽约，只见国宝银行门前排起长龙，现场十分混乱。孙启诚走入人群，与客户们一一握手、真诚解释，赢得了信任。第三天，又有客户主动回到银行存款。

　　挤兑事件平息了，但国宝银行当时的代理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的作为却让孙启诚非常气愤。根据相关规定，一旦银行遇到挤兑，代理行有义务为其提供现金，只是要收一部分佣金，俗称“理发”。但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却趁火打劫，可转让债券作抵押本应按5%的比例收取佣金，却被临时提高至按50%的比例收取佣金。

　　“相当于从‘理发’变成了‘砍头’。”孙启诚怒不可遏，向媒体爆料此事，引发舆论热议。

　　184项指控全部不成立

　　与纽约曼哈顿地检署打官司受到的压力之大，远远超出孙启诚一家的预期和想象。

　　作为司法机构，检方拥有足够资金，可以调动庞大的律师团队，传唤证人，甚至拖延庭审，与被告展开“拉锯战”。相比之下，国宝银行却要面临业务量大幅下滑、贷款停滞、社会舆论压力大等直接挑战，承担总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律师费，还要承受难以言状的心理压力。自调查开始，国宝银行共向检方提供了90万页的文件、邮件、内部及外部审计材料。

　　在持续了近5个月的庭审中，检方传唤了一个又一个证人，这些证人都来自唐人街。检方试图依靠这些证人坐实对孙家的指控，但由于这些证人被认为进行文件造假、缺乏信用，无法证明检方的立场。虽然检方的初衷没有实现，但这些证人却给陪审团造成一种误会：华人都有问题。

　　针对检方的这一做法，连法官都提出了异议：你们现在已经动用了这么多证人，但没有一个证人可以信赖，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资金！

　　孙家的三位女儿，庭审期间几乎每天跑法院、写陈述，甚至就在法庭进行办公。孙家的生活，被这场官司完全搅乱，连吃饭时都在讨论案情，商讨对策。

　　“当时，我们被要求耐心等待。政府担心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要求我们持有相当数量的现金。同时，关于放贷，也对我们做出了很多限制。”孙仪文说。

　　财务压力可想而知。庭审期间，银行每小时损失7000美元。“再拖3个月，银行就得关门了。”孙启诚说，不过那时已经顾不上考虑钱的问题，“那是为了正义，为了证明华人的清白”。

　　12名陪审员针对双方提供的事实反复讨论，其中8名陪审员坚信国宝银行无罪，另外4人则有不同看法。最终，这4人也转变了看法，认定国宝银行无罪。

　　2015年6月4日，法院判决国宝银行胜诉。184项指控全部被推翻。

　　“国宝银行是金融危机之后唯一被刑事起诉的银行，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被刑事起诉之后，还继续营业的银行。”孙启诚说。

　　感动观众

　　电影制片人马克·米滕得知孙家在打这场官司，深受触动，决定组织团队拍片。

　　“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当我们开始着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判无罪。虽然他们相信自己是无罪的，但风险其实很高。”米滕对本报记者说，在不知道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孙家允许拍摄他们的真实生活，这很不容易。

　　詹姆斯是在拍片过程中才认识孙家人，“这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家庭。”长期关注美国社会问题的詹姆斯表示，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倾向于选中小人物、有色人群、移民以及边缘人物等作为犯罪嫌疑人，这并不特殊。国宝银行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被提起刑事诉讼的案子，而且孙启诚一家选择了抗争。

　　“这个故事应该被人了解。不只是在唐人街或者是在华裔社区被人了解，而且是被更大范围的公众所了解。”米滕说。

　　2016年9月11日，《国宝银行 小可入狱》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北美首映。此后，影片在纽约、芝加哥等地电影节公映，2018年1月入围第九十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许多观众在看了影片之后留言。一位陈姓网友说：“这部纪录片展示了美国司法系统是如何受政治因素驱动的。他们选择起诉唐人街的一家小型银行，而不是去对付那些诈骗美国数万亿美元的大银行，并且国宝银行发放的贷款违约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10。”

　　一位名为杰夫的网友留言说：“美国的司法系统有效吗？有效，只对那些有钱的人。如果类似的不公正被强加到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呢？他们将无力反击。”

　　让孙家意想不到的是，电影上映后，专门有纽约之外、甚至加拿大的客户要求在国宝银行开户，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歧视依然存在，而且存在得‘很好’”

　　这场官司对整个美国少数族裔来说意味着什么？

　　孙仪芬说，作为少数族裔，我们都意识到自己很容易成为社会歧视的受害者。“歧视依然存在，而且存在得‘很好’。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需要了解自己的权益并为自己的权益勇敢站出来，需要团结在一起，防止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在唐人街，对华人的歧视现象屡见不鲜。一位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女士说，在这个社区，你会听到很多关于歧视、种族主义、践踏少数族裔权利的案例，但最终结果往往都是悲剧。

　　孙仪琳在地检署工作时，曾处理过不少亚裔的案子。办案人员对类似案件往往有一个预设，比如有人认为唐人街上中国人挣的都是黑钱。“这就是一种偏见，让人对事实的解读变色。”

　　“被歧视经常在华裔或亚裔群体中发生。”詹姆斯表示，“从本质上说，如果你不富有，那么美国的司法体系很可能对你就是不公正的。”

　　“这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对更多没有合适手段寻求正义的家庭，希望我们的经历能让他们相信，即便在受到如此重压、如此不利的环境之下都可以扭转局面。”孙仪琳说。

　　孙家拥有抗争到底的资源，但对大多数中产及弱势群体来说，根本无力应诉。有统计表明，面对检方的起诉，纽约州只有5%的人应诉，剩下的95%直接认罪或认罚了。

　　“在美国，能否得到公正取决于花钱的多少。”孙启诚的这句话，既是他多年当律师的肺腑之言，更是经历了这场官司之后的切身体会。（记者 章念生 郑 琪）